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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八卦术数研究与天人合一思想

作者:八字顾问网 所属分类:周易八卦 浏览:39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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易经八卦术数研究从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看术数的影响,中国哲学有一个特点,它的产生不是“为学术而学术”亚里士多德曾认为哲学的产生源于“惊异”,哲学是由好奇心而产生的,是自由、闲暇和富足的产物。但这个说法并不适合于中国哲学。中国哲学的特点就是它一开始就与现实政治斗争的需要紧密联系,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。如最早的“天命神权论”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统治,在反对宗教统治和神权的思想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阴阳五行思想,也总是与政治问题联系起来,很少远离政治的纯哲学的议论。例如“阴阳五行学说”,就被列为治国的第一条根本大法。“阴阳伏迫”被用来解释西周的灭亡,所以,术数和哲学一开始在其功能、服务对象上就有不可分割的联系。

众所周知,易经八卦在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“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天人合一有两个意思。一是天与人本为一体,人是自然的有机组成部分;二是人间的道德与礼法来源于天,来源于自然规律。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礼法是“三纲五常”,三纲是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;五常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如何能证明三纲五常本为天理,为人性本身所具有呢?这个证明是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的主要任务,而且也是最困难的一点。

术数研究对“天人合一”的证明可以分为“理性的证明”和“心性的证明”两种方法,前者走的是以对外界事物的认识来达到对“天理”的认识,由对天理的认识再达到对人心的认识,即《大学》的所谓“格物致知、诚意正心'或如纪晓岚说《易传》“推天理以明人事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•易类》);后者心性的证明,是通过对人心(主要是自己的本心)的认识来达到对外界事物的认识,进两达到对天理的认识,即孟子所谓“尽心知性知天。两者相比,后者往往需要某种特定的修性行为(如静坐、闭目),带有很强的个人主观、直觉的色彩,其体验也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是“私人语言'具有不可通约性,往往堕人神秘主义,只能满足少数有闲阶级的需要,对于终日辛劳为求温饱的普罗大众来说,以这种方法学习道德思想、提髙人生境界显然是不现实的。相比之下,理性的证明却有其一定的优势。以“格物”来达到对“天理”的认识,它的基础是经验的,过程是理性的。相比于心性的证明,它是一种“公共语言”,既可以由自己进行,也可以由他人进行。只需他人将此“格物”的过程与结果证明给本人看,本人即能由此而“致知”,认识到“人心本于天理”。

术数研究就是这个证明方法的主要工具之一。如果说,西方的“天人对立”的分离工具是理性(逻各斯与是),那么,中国哲学“天人合一”的主要沟通工具就是术数。

术数研究对中国哲学的影响,有三次高潮。

殷以前,人们相信“天命神权”,把“天”理解为人格化的神,所以祭天事天,唯恐“获罪于天'“予畏上帝,不敢不正”(《尚书•汤誓》)。“先王有服,恪守天命”(《尚书•盘庚》)。一切都是天安排好的,人的努力没有什么用处,人们只需供奉上天,讨好上天,服从上天的安排就是了。所以,殷以前没有什么术数,只有用于了解上天意图的“卜”至周朝以后,才开始希图用对立面的矛盾统一来解释形势变化的阴阳学说,《周易》于是应运而生。

根据《左传》记载,以易卜筮在舂秋时期的政治斗争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,其准确率应当是无可怀疑的,这大大加强了阴阳学说的地位。与阴阳学说同时产生,甚至比它还要更早一些的五行学说,由于没有像《易经》这样将其用于卜筮的术数方法,而只是猜测性的对天地万物起源的描绘,有点“为学术而学术”的味道,结果默默无闻。易经八卦《易经》之成功,为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思想提供了经验的基础,“实证”的依据,于是出现了将《易经》上升为哲学思想的《易传》。完全可以设想,如果不是有《左传》中那么多有关卜筮决定军国大事的记载(估计当时流传的还要多_现在有些可能已经失传了),阴阳思想绝不可能获得《易传》中那样的地位。就算《易传》对阴阳作出了评价,也不会受到如此程度的重视。被作为僑家哲学的本体论的依据。《系辞》中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,八卦定吉凶,吉凶生大业”,本来讲的是八卦的起源,但由于“八卦定吉凶”这一点得到了经验的证实,所以前面的“易有太极,是生两仪,两仪生四象,四象生八卦”的纯思辨的形而上学部分也就被接受下来,承认为天地的起源。这就是术数与哲学结合的第一次高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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